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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漢代的“以孝治天下”

                  發布時間:2015-07-13 00:00 論文編輯: 價格: 所屬欄目:畢業論文

                  小編推薦本站史學研究期刊: 《歷史研究》 創刊于1954年,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它一直是全國歷史類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1995年獲全國社會科學優秀期刊提名獎,1996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期刊。 以德治國,這是以江澤民同志

                    小編推薦本站史學研究期刊:《》創刊于1954年,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它一直是全國歷史類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1995年獲全國社會科學優秀期刊提名獎,1996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期刊”。

                    “以德治國”,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德治”也是中國古代治國的傳統。江澤民同志在為《中國傳統道德》一書的題詞中指出:“弘揚中國古代優良道德傳統和革命傳統,吸取人類一切優秀道德成就,努力創建人類先進的精神文明。”漢代是中國古代“德治”的一個重要時期,漢代的“德治”主要是“孝治”,兩漢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本文就想對此作一探索,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漢代“以孝治天下”之一瞥

                    漢代“以孝治天下”,原則上是自武帝始。因為漢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黃老”治國,自武帝六年,“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1],才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國。也就是說,只有從武帝尊儒后,“孝治”才能在漢代治國的主導思想中占一席之地。

                    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將“孝治”具體化為用人制度上的“舉孝廉”,二是用“孝治”解決了漢初自劉邦以來一直困擾漢統治者的政體問題。

                    關于“舉孝廉”:理論界都以《漢書·武帝紀》的“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為據,認為首次出現于武帝七年五月。其實,這里的“孝廉”雖連用,但仍“舉孝”是“舉孝”,“舉廉”是“舉廉”,即“舉孝一人、廉一人”。這只是對文帝時的“舉孝悌、力田、三老、廉吏”等政策的延續與發展!稘h書·文帝紀》載,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武帝只不過是僅舉了“孝”和“廉”而已。武帝真正“舉孝廉”,據《漢書·武帝紀》載,是元朔六年冬十一月,武帝下詔說:“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圣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關部門在討論后回奏說:“古者,諸候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圣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武帝正式批示“奏可”。這里的“舉孝廉”才是個專有名詞,即后來真正意義上的“舉孝廉”—— “孝廉”是同一個人,不是分開的。“舉孝廉”在選舉時,主要考察的是“孝”,也不是“廉”,即一個人只要“孝”,就可被舉為“孝廉”。這里,“孝”必須是真實的,“廉”可以是潛在的,一個人只要“孝”就可能“廉”。“孝廉”在被選舉前不是官,只有被舉為“孝廉”,才能當官。“舉孝廉”此時被正式確定為用人制度。

                    關于政體問題:劉邦在建漢之初,由于異姓王的反叛,借鑒了西周初期“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經驗,刑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2],大封同姓王,建立了一個同姓王分封制的政治體制。血濃于水,同姓王分封制使漢政權得到了鞏固,國家也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但同姓王分封制仍有個弊端,就是封國過大的問題,各封國幾乎都有能力與中央朝廷對抗。文帝時,賈誼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3];景帝時;晁錯主張“削藩”,都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晁錯的“削藩”激起“吳楚七國之亂”。武帝時,這一問題的解決更帶迫切性。武帝十六年,主父偃上書建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4]主父偃的這一上書,又叫“推恩議奏”。武帝一看,既符合“孝治”的原則,又對各封國有實質性的削弱,于是就“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5]這一詔書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推恩令”!稘h書·武帝紀》載:武帝的“推恩令”最先獲得了梁王、城陽王的響應,他們上書朝廷:愿分邑于子弟。武帝下詔表示贊同:“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說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轍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推恩令”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解決了漢初分封制向郡縣制的平穩過渡,也解決了中國古代自先秦以來分封制與郡縣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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