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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的國家核心期刊我國刑事訴訟中控辯權的發展

    發布時間:2015-02-11 00:00 論文編輯: 價格: 所屬欄目:畢業論文

    摘要 現代對抗制刑事訴訟模式在追求程序正義過程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理念控辯平等,它要求刑事訴訟程序設計時應當考量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程序對等和力量均衡。在這一前提下,檢察權的發展也伴隨著辯護權的發展,二者在司法制度向前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形

      摘要 現代對抗制刑事訴訟模式在追求程序正義過程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理念——控辯平等,它要求刑事訴訟程序設計時應當考量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程序對等和力量均衡。在這一前提下,檢察權的發展也伴隨著辯護權的發展,二者在司法制度向前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控辯制度。本文在深入闡述了控辯權發展內涵的基礎上,試圖通過分析我國控辯權的發展歷程,探索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中控辯權的發展規律及趨勢。

      關鍵詞 法學的國家核心期刊,控辯權,控辯平衡,附條件不起訴,量刑建議

      一、控辯權的內涵

      控辯權的實質就是指檢察機關的檢察權與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在控辯制度產生之初,是沒有辯護權與檢察權這一概念的,但是,隨著犯罪行為的出現,犯罪必然要求受到懲處,那么就需要對犯罪行為人進行審判,因此,隨著審判權的產生,辯護權也就隨之產生了。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由于案件量的增多和對程序正義理念的重視,審判機關在刑事活動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中立化、被動化,檢察權也漸漸從審判權中得以分離出來,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處于偵查機關與審判機關之間,其價值相當于緩沖器與過濾器。之后,為了更好地發揮檢察機關的刑事案件分流作用和在刑事追訴中的能動作用,檢察機關從追訴權中逐漸衍生出了案件審查權,檢察機關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辯護權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基本就是隨著檢察權的發展而發展。因此,闡述控辯權的內涵,首先就是要闡述檢察權的內涵。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規定說明“法律監督”有兩層意思:其一,檢察和監督相一致,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其二,監督與檢察具有很大差別,監督的概念要大于檢察概念,檢察是監督的一種方式,檢察權應是法律監督權的一種特殊種類,如人民代表大會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監督權,因此,并不能把法律監督權等同于檢察權,檢察權應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權,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律監督權。分析我國1979年檢察機關重建以來二十多年的檢察歷史可以看出,啟動訴訟程序、指揮訴訟程序、監督訴訟活動,是檢察機關一直以來所做的主要工作,檢察機關所有的活動,都是圍繞這幾個方面展開的。因此,我國檢察權發展的主線其實就是對訴訟監督的發展。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刑事案件立案偵查活動的監督,二是對審判活動的監督,三是對裁判結果和裁判執行情況的監督。這三個方面都涉及法律的正確適用和執行問題,因此,對法律的正確適用和執行進行監督,是訴訟監督的主要方面,也是檢察權的內涵所在。

      在刑事訴訟中,辯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一項訴權,訴訟中的很多權利皆由辯護權而產生,或者密切相關,如申請回避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等。辯護貫穿于訴訟整個過程,自刑事訴訟啟動時起至審判結束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僅可以自行行使辯護權,還可以委托律師或者其他辯護人進行辯護,對偵控機關的控訴進行反駁和辯解,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有效地行使自己在刑事訴訟中的各項訴訟權利,因此,辯護權的內涵就是對偵、控、審活動的制約,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和訴訟權利。

      二、我國控辯權發展的現狀

      (一)在立法上的發展

      1.刑事訴訟法的上進步。1979刑法對于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方面相對忽略,控辯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明顯失衡。例如,在偵查階段,因為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辦案人員在收集證據之時程序不合法,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后,檢控機關未將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而是運用這類證據在審判階段對被告人進行指控,對被告人進行證據突襲;只有當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時,律師才能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庭審時控方證據是由法院來出示,打破了法院中立的地位;“檢察官與律師并不能進行平等的對抗,作為強者的檢察官因為享有一系列的‘特權’而顯得更加強大;而作為弱者的被告人則因為受到一系列的程序性限制而顯得愈加弱小”①。

      我國在對刑事訴訟法修改時,為提高刑事訴訟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在總結以往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適當地參考了外國刑事訴訟法律和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圍繞著刑訴法的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任務對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尤其是加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保障,增加了“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等原則”,體現了即使在刑事訴訟中國家也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會主義的人權,采用了抗辯式的審判方式,強化了律師的作用,保持控辯雙方間職能相對均衡,這些都對人權的保障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2.律師法上的進步。第一,新《律師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會見中不被監聽,幾乎是各國刑事訴訟的通行制度,符合刑事訴訟理念,也是國際社會極力促成的人權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新《律師法》的上述規定,借鑒了相應制度規定,充分體現了國家對人權的日益尊重,使新法表現出濃厚的國際化色彩。第二,新《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另外還規定: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較之以往,這些規定更加具體明確,更具操作性,規范了工作程序,使律師執業有了制度保障。第三、新《律師法》還簡化了會見手續、提前了閱卷起始時間、擴大了閱卷范圍,使得新法比舊法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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